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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性道德的自然科学本质》之三四小节

时间:2018-03-21 14:36:46 来源: 作者: 点击:

性愉悦与人类的生殖本能
——发情期消失引发性与生殖分离的进化矛盾

 
 
  与原始动物同时形成的最早基因程序是复制自身的生殖基因,也是生命最重要、最核心的基因是动物的生殖基因。生殖本能是生殖基因复制自身繁衍后代的自然表达。人类的生殖基因继承自人祖古猿的遗传基因。灵长类动物与所有的哺乳动物一样属于有性繁殖的脊椎动物物种,而脊椎动物的原始生殖本能早在4亿多年前的水生脊椎动物鱼类阶段时就已形成,并极为稳定地植根于遗传基因结构的程序之中,有着高度稳定遗传保守性。鱼类的生殖是体外受精,海洋中成群的发情期雌鱼和雄鱼聚集在产卵场,雌鱼往水中排出卵子的同时,雄鱼在近旁排出精液,鱼卵在水中受精,鱼苗自然孵化。卵子数量大,精子数量更大。成鱼通常没有保护幼鱼的本能,幼鱼即使成活率很低,也因数量巨大而依然能继续生存繁衍下去。鱼类的生殖活动过程相当简单,原始生殖本能行为也不复杂。由于原始生殖本能对生命物质的传承延续具有决定性意义,本身就是生命物质的核心成分,因此具有不可动摇的稳定性。
  人类所继承的生殖基因,源自有2亿6千万年进化史的哺乳动物,存在的历史年代久远,非常古老。雄性哺乳动物有着无限产生精子的能力,普遍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和侵犯性,以及争夺并占有多个雌性的多配偶倾向。男人所具有的先天生殖本能行为,实际上都取决于生殖基因的自然表达。而哺乳动物继承的脊椎动物生殖基因,又可以往上追溯到爬行类、两栖类、鱼类。脊椎动物的生殖基因是随着物种进化,逐级建立前一代物种遗传基因基础之上的,早在动物进化处于仅有低级神经中枢的阶段时就已形成原始的生殖基因,因此生殖基因的本能表达是以低级神经中枢的非条件反射形式出现的。原始生殖基因程序的分子结构稳定不变,功能的自然表达极为顽强,体现出生命物质运动生生不息,不可抑制的坚韧特性。在动物进化过程中,随着动物的进化,当不同物种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发生改变时,自然选择能够通过高一级的神经中枢对其进行相应的适应性调整,使之形成新的适应性表达方式,表现为适应性更强的生殖繁衍行为,但是原始生殖基因决不可能发生可能影响遗传性的变异。
  生殖本能决定着动物生生不息的生育繁衍,然而雄性动物狂野不羁的生殖本能,主动性、侵犯性、争夺女性的暴力打斗,如果完全失去控制而成为无序行为,就会危害动物种群的正常生存活动。发情期正是自然生态下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由自然选择形成的,能够约束生殖本能对动物有序生存活动的干扰,更好地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而形成的,对原始生殖本能行为进行修正和调控的自然生态机制。发情期形成的时间远晚于原始生殖本能,并且发情期不是动物的自主行为,而是由神经内分泌机制支配的非自主生理过程。因此自然生态下动物发情期的形成,以及形成后对动物原始生殖本能的调控,均由高于发出生殖本能欲望冲动的低级神经中枢部位的植物神经系统神经内分泌中枢下丘脑控制。发情期植根于基因程序,具有遗传保守性,属于内脏的先天本能行为,然而控制发情期的遗传基因形成时间远晚于原始生殖基因,其稳定性远不如生殖基因稳定
  生殖基因是生命物质的本源,作为生命的基础必然极为稳定。从生命物质的本质上说是不可能削弱或动摇的,否则就意味着生命的毁灭。而发情期只是对原始生殖基因的一种相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调控机制,可以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形成,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改变;也可能在物种进化过程中失去存在意义,甚或成为阻碍进化的消极因素而被淘汰、消失。人类发情期的消失,就是因为失去存在意义和最终成为阻碍人类继续进化的消极因素。然而人类所继承的哺乳动物生殖基因却稳定如初,即使山崩地裂,泰山倾塌,也决不可能被撼动,更不可能因发情期消失而出现丝毫削弱和动摇。由于发情期在调控哺乳动物生殖繁育活动中的重要功能,致使原始人类在发情期消失的过程中出现进化矛盾,发生了追求性愉悦与生殖分离的现象,严重破坏生殖健康和生育安全,引发了生死攸关的生存危机,也给现代人类留下了为追求非分性愉悦而强行割裂性与生殖的重大隐患,困扰现代人类千年万年而茫然不知其所以然。
  人类所继承的动物原始生殖本能,从内涵到外显都属于一个完整的生殖生理过程。动物受性欲驱使为获取性愉悦的求偶活动,则属于这一完整生理过程的部分外显行为,可见性欲是生殖欲,性器官是生殖器官。因此,性不存在可从生殖生理中分离出来的任何生物学意义。
  生殖本能决定了受先天本能支配的雄性动物,在生殖与本能欲望的驱使下,为发泄性欲追逐雌性,以获取性愉悦满足,而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后续的生育和抚养后代的生命传承历史使命,因为生殖本能同样也支配着动物履行后续的生育抚养责任。由于生命物质运动的自然规律决定了动物的性与生殖不可能割裂,人类的性行为与生殖繁育活动同样也不可分离。然而人类却与动物一样,受生殖本能支配的男人,在生殖本能欲望的驱使下,为发泄性欲追逐女性,以获取不承担生育繁衍责任的性愉悦满足,把性愉悦作为享乐而并不理会,也不顾及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传统性道德约束,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割裂性与生殖不容分离的生命科学原则,以至引发一系列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
  生育繁衍后代是每一代动物与生俱来的生命传承历史使命,崇高而又圣洁,不可亵渎。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能意识到自己是生命,自命“人为万物之灵”,又自称“天之骄子”,并以此感到自豪的理性人类一员,就更应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做一个顺乎天理,合乎人伦的文明人;而不应该发生,更不应该放纵连动物都会受制于发情期的原始生殖本能行为。动物的原始生殖本能行为,可能违背自然规律,因为非理性的动物不可能具有生命科学知识,没有社会行为规范,仅仅凭先天本能行事;而理性的人类则不然,决不应该认为动物能有的行为,人类也应该可以容许,这是把自己降格为非理性的动物。违背自然规律,有悖于天理人伦。
  就生命科学的自然规律而言,由自然选择机制形成的有性繁殖生命,只有繁衍后代的生殖本能,并无独立于生殖繁衍之外的性本能。性愉悦是动物进行求偶活动时,生殖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反应。在生殖繁衍过程中,只有既是对生殖行为开始时的奖励因素,又是对后续的生殖繁衍和抚育任务进行激励因素的生殖愉悦,而并不存在独立的,与繁衍后代无关,可供寻欢作乐享受的性愉悦。违背生命科学的自然规律,人为割裂生殖生理过程的“性与生殖”错误概念,掩盖了生殖本能和生殖愉悦存在完整性的生命科学实质,致使人类陷入与生命繁衍无关,单纯追求独立于生命生殖繁衍的非分性愉悦灾难,万千年来难于自拔。
  弗洛伊德之所以会如此重视性,以至把性作为心理动力学的理论基础,试图用泛性论来解释人类的心理现象,用精神分析来矫治心理障碍,并用于医治精神疾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接受了违背自然规律的性与生殖分离错误概念。他提出所谓口欲期、肛欲期、童年期的性压抑等泛性论概念和学说,还继续为当今的心理学和性学应用;更被热衷于性自由的金赛主义性学家违反生命科学自然规律,提倡人体器官滥用,把消化器官的口腔,直肠肛门错位滥用于追求性愉悦的性活动。事实上躯体的任何生理欲望的满足,都会伴生相应的心理愉悦反应,但是人体感受到的性质和强弱却与性愉悦全然不相同。弗洛伊德把不同性质的心理愉悦都混同为性愉悦,并以此作为泛性论的基础。由于口欲满足,实质上是婴儿通过吮吸乳头吸奶,在获取食物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生理心理反应,显示食欲满足时的愉悦感;肛欲满足,则是婴儿排泄粪便时,粪便刺激肛门口皮肤产生的生理心理反应,显示排空废物时的愉悦感,两者均与性无关。成年人的口交,同性恋的肛交,口腔和肛门虽然也可引发口腔和肛门的某种愉悦感,但是这并非性愉悦。口腔和肛门是消化器官,不是性器官,用于性交违背了自然选择决定的人体器官正常功能。况且与生殖器官无关的愉悦,性质不同于性愉悦,不能与性愉悦混为一谈,更不应等量齐观,因此不能将儿童的口欲和肛欲混同性欲。青春期前儿童,如果生殖器不受任何意外的或人为刺激,不受成年人或同龄人的教唆引诱,不接触任何形式的色情诱惑,完全可以处于生殖系统功能静止下的无性状态。这是性成熟以前的正常阶段,符合儿童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决不会影响身心健康和正常发育,也不会影响婚后正常性生活。至于儿童的阴茎勃起,实际上胎儿期就已存在,这仅仅表示勃起功能正常,而绝对不是有性欲求,并且往往是因为膀胱充盈或阴茎受刺激。不受性教唆,儿童极少会有自发的手淫现象。儿童的性健康教育应只限于性别教育,绝不应该拔苗助长,人为唤起儿童的性欲意识。所谓“儿童性权利”,“未成年人性权利”,“少女性权利”都毫无自然科学依据,纯属金赛主义者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对社会,对儿童和未成年人都极为有害,因此绝无理由作为法律的立法根据。在传统性道德受重视的年代,儿童受到性保护,只有极少数儿童,因为某些原因手淫或性游戏成癖,又遭成年人的粗暴斥责,否者极少有所谓的童年期性压抑。所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童年期普遍存在性压抑是缺乏事实依据的。童年期性压抑是弗罗伊德的主观臆断,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往往是精神分析师,用诱导性提问对患者进行暗示的结果,并且以此作为合理化的理由,使接受这种分析的心理障碍患者借此得到疏泄,而并非患者真实存在童年期性压抑历史。尽管泛性论早已受到诸多学者的批判和否定,然而均未能找到真正的错误根源。当然,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弗洛伊德,但其以性为核心,并曾经被认为精髓的部分就值得学术界深思。
  性欲的本质是生殖欲望,性欲就是生殖欲,由生殖生理启动的求偶心理冲动形成性欲。性欲驱使动物出现追求异性的求偶行为,使雄性的精子有可能进入雌性生殖器官,最终实现与卵子的结合,奏响新生命乐章开始的序曲。繁殖后代和世代交替是生命物质最重要、最本质的特性。生殖繁衍特殊的重大意义,决定了性欲和性愉悦强烈程度的无可比拟性,因此成为自然选择赋予人类所有的生存活动中,最炽烈和最奇妙的心理愉悦感。既是最高的奖励,又是最强的激励;既是一种无与伦比,被称为“销魂”的欣快感,又是一种无法形容,难于抗拒的诱惑力,更是一种不可摆脱,激起再次求偶激情的驱动力。生命传承活动作为生命物质运动最重要的核心行为,决定了生殖生理过程的极端重要价值,性愉悦也就必然成为动物,也包括人类生殖生理过程中产生这一生理心理反应的特殊性,因而形成了人体所有生理愉悦中,对人类具有永恒诱惑力的独特性质。
  早期原始人类完整地继承了人祖古猿的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大脑以下所有的低级低、中级中枢神经系统解剖结构。而现代人类,在经历了从猿到人的大脑进化后,,除了具有最新发育进化的高级神经中枢大脑皮层外,大脑以下的的中、低阶中枢神经系统在短暂的400万年间基本不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说现代人类基本上全部继承了原始人类的遗传基因,而原始人类继承的是人祖古猿。再从人祖古猿一代代往上探索,一直可以追溯到低等脊椎动物的生命核心遗传基因——原始生殖本能的基因程序。
  自然生态下,所有由自然选择形成的生存本能行为,形成过程极为缓慢,都植根于遗传基因,具有稳定的遗传保守性,代代相传,表达为非条件反射的先天本能行为。物种不改变,基因不改变,先天本能行为也不会有变化。现在人类的新生婴儿,刚出生时强劲的抓握反射,便是400万年前人祖古猿,乃至数千万年前猴类,营树上生活最重要的先天生存本能。刚出生的猿猴如果无此先天本能,没有强有力的非条件抓握反射,很容易从树上掉下夭折。但是对现代人说来,新生儿抓握反射虽然早已失去生物学意义,但是历经数百万年漫长岁月也未曾消失。至于生殖作为生命最重要的生存核心本能,其遗传基因更源自数亿年前极为古老的脊椎动物,历史悠久的遗传基因结构高度稳定,遗传保守性也同样稳定,虽历经亿万年,生物继续进化,物种变了又变,“如积薪耳,后来居上”的遗传基因程序,越是在上的,形成时间越晚,进化时间越短,就相对容易改变;而越是在下的,越古老的,形成时间越早,进化时间越长,就越难于改变,甚至完全不可能变。这便是“食、色,性也!”的“食”和“色”,因此原始生殖基因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基因不变,雄性动物,也包括古代和现代男人,生育年龄期间近乎能无限地持续产生大量精子的能力,生殖活动的主动性和侵犯性,以及多配偶先天能力,已经稳定地传承数亿年,而且必然继续稳定地传承下去,绝无可能在几千年,甚或几万年中出现明显的自然变化。原始人如此,古人如此,今人仍然如此,在可预料的未来依然不可能见其改变。出于这一原因,表面上,现代男人因强烈性欲冲动,以旺盛高亢的热情和无限精力去追求女性,发泄性欲,为获取性愉悦而频繁进行“性活动”。实质上,则有其生物学根源,那便是受先天原始生殖本能欲望的驱使,难于克制地去进行繁育后代的生殖活动。然而这种仅仅以寻欢作乐为目的,而与传承生命繁衍后代无关的追求性愉悦,是以“性与生殖”分离为基础的,已经全然违背自然规律,成为文明人类不易治愈的顽症痼疾,也是自古以来始终难于解决的重大社会难题。
  然而金赛与将性与生殖分离用于心理学的弗洛伊德有所不同。他不仅仅是性与生殖分离概念的接受者和身体身体力者,更是以“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而殚精竭虑,不择手段,妄图使全人类坠入性与生殖分离深渊,实属罪孽深重的“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因此必然沦为加深人类发情期消失引发的性与生殖分离进化矛盾,加剧由这一进化矛盾造成的社会文明进步危机,史无前例地使全人类遭受性与生殖分离灾殃的性革命始作俑者,一个反社会,反文明,反人类,违反生命进化自然规律的恶魔,一个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金赛受自身非理性原始生殖的本能潜意识驱使,本能地反抗传统性文明对原始生殖本能的严格社会约束。他首先否定和背叛了基督教的传统性道德,并在自己的观念中对非理性的性乱行为进行合理化,亲身组织和参与性乱实践,放纵性欲以追求和获取非分性愉悦。当他肯定自己对宗教的叛逆行为时,却全然认识不到宗教是人类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基督教的传统性道德,正是宗教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性贡献。他错误地自以为是性的革命者,于是决心把他的非理性原始生殖本能行为推向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为此他违反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竭其所能,不择手段地搜寻符合他需要的资料,拼凑数据,杜撰理论,编写了伪科学的《金赛报告》。世人之所以容易受金赛主义“性自由”蛊惑,对性自由生活方式趋之若鹜,同样是因为受原始生殖本能欲望的驱使,完全不可能意识到激情无限地放纵性欲,仅仅是出于在接受金赛性自由观念的同时,已经摆脱了社会文明对性本能意识的理性约束。至于贪得无厌地追求性愉悦满足,更非什么天赋的“性权利”,而仅仅是因为受与生俱来的原始生殖本能欲望的驱使,身不由己地自发践行繁殖更多后代的的动物生存竞争本能,一种完全出自动物先天的非理性原始本能行为,而并非现代人后天习得的理性文明行为。性革命前的绝大多数现代人,或者迄今未接受性自由观念的人,为什么能保持相当严格的自我克制,而不像动物求偶那样,不拘场合和不知羞耻,则完全是后天性道德的文明礼教所使然。传统性道德堤坝一旦决口,人欲横流,社会难免陷入淫乱。
  同样,现代的年轻男女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他们在公共场合的拥抱、亲吻、抚摸,只不过是受动物原始生殖基因自然表达驱使的非理性本能亲昵行为,原始人类早已有之。中国古代称之为“性前嬉”,纯属房室内性事隐私。早期原始人类与动物一样,生殖器官裸露,性活动是公开的。对性活动的羞耻感是文明人类后天习得的特有心理,因此不知羞耻的行为,包括像金赛那样热衷于参与的天体营裸体活动,并非文明之举。
  现代人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势的物种,人口数量应该说已经饱和,地球就这么一点大,再也不需要无限繁殖后代的生存竞争优势,可是为什么人类的生殖本能就没有随之发生相应的适应性改变?原因就在于,亿万年前由自然选择机制决定的遗传基因根深蒂固,变异极为缓慢,生殖则是生命最为重要的基本生存本能,与此相应的生命生存核心基因同样也最为稳定。作为动物最核心的生命传承物质基础,原始生殖基因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乃至更长时间,根本不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数亿年来也不曾发生过能为人类觉察的变异,更不必说有可能在几千年,几万年中出现变异。因发情期消失,性愉悦与生殖分离而引发的进化矛盾,尽管已经困扰人类几万年,几十万年,数百万年,然而根深蒂固的原始生殖遗传基因,完全没有可能在此期间出现变异,基因所表达的动物本能行为却又极为顽强,并且还将持续下去。唯一能够缓和这一矛盾的应对之道,只可能是强化全人类的性道德教化,用后天习得的理性文明行为,来抑制先天的非理性本能行为,而决非解放“人性”的“性革命”和“性解放”。因为解放的非但不是“人性”,反倒是哺乳动物的兽性。“性自由”的本质则是放纵追求性与生殖分离的非分“人欲”——违背自然规律的性愉悦。
  《金赛报告》是数据作伪和理论虚构的伪科学,因而必然违反符合自然规律的传统性道德和婚姻法律制度。金赛性革命和由此引发的性自由生活方式,完全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伪科学产物,违背“天理人伦”。悲剧往往是出于无知,而世界上最大的无知,便是无知者无知于自己的一无所知,这里指的是性革命始作俑者金赛。作为西方“性学之父”的经典之作,性革命“理论”基础的《金赛报告》之所以能煽起世界规模的性动乱,原因首先在于金赛对传统性道德的成因,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无所知。凡是涉及社会生活的伪科学,都有着一套貌似科学的理论,因为披着科学外衣,所以欺骗性和社会危害并不亚于邪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金赛报告》迎合受文明社会规范数千年压抑的人类非理性生殖本能,激起了积压在公众本能意识中的生殖本能冲动,引发了性革命,形成了反文明,反社会的非理性性自由生活方式。但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而必然成为危害人类生存进化和破坏社会文明进步的伪科学。伪科学不是科学,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不适用于伪科学。金赛的伪科学理论不属于学术范畴,而是像触犯法律的邪教一样,属于违法犯罪的法律问题。
  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中国的“性观念转变”、“性观念开放”、“性开放”,都属于伪科学非法煽动性革命的口号。有鉴于由《金赛报告》引发的性革命,对传统性道德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造成的严重破坏,已经充分暴露出金赛理论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类生存进化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反社会、反文明、反进化、反人类的伪科学本质。从法律高度看,对于社会破坏性极大,造成危害极其严重,影响极端恶劣。可见金赛伪科学,其社会危害比邪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赛丝毫不懂得人类受生殖本能欲望的驱使,为满足性与生殖分离的非分性行为,为什么必须受社会约束;也完全不理解基督教的传统性道德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大意义,更不懂得人类的正常和健康性行为都必须符合自然规律,以及人体每一个器官系统,都有其特定的生命功能,都不可逾越自然选择限定的生理范围;任何器官系统在生理过程中发生的心理愉悦反应,都不容用于非分享乐,其中最主要的是性愉悦。如果违反了自然规律,必定遭到惩罚。这就是传统性道德必须严格遵守,必然继续传承下去的根本原由。
  人类的生殖本能行为,在经社会规范限定和调节,即建立法定婚姻关系后才得以进行。随着性愉悦而完成的授精和受精,仅仅是生命传承使命的开始,而决不是结束。此后还有着后续的,更为重要的声誉和抚养后代任务。生命物质运动的规律,在于生命传承的重要性高于一切,生育和抚养后代,保证后代健康成长,发育成熟,具备独立生存能力,一代生命的传承使命才得以完整地圆满完成。男性由于没有妊娠、分娩、哺乳的直接责任,就更容易在多配偶本能欲望的驱使下,单纯为追求性愉悦而贪得无厌地放纵非分性行为。
  性器官是生殖器官,其功能是繁殖后代,性愉悦只是整个生殖生理过程中的一个生理心理反应,一个附属的非本质环节,而决不是生殖器官功能的终极目的,所以决不能将性愉悦视为生殖器官的功能。否则,性器官就因此被异化,脱离生命繁衍使命的遗传基因正常程序,沦为可以单纯用作获取愉悦的享乐工具。视性愉悦为与生殖无关的享乐,无疑违反自然选择形成的完整生殖生理过程,因而成为对生命传承全过程的破坏,违背了自然规律。所谓“性器官具有享乐功能”的说法没有生命科学依据,非但不能成立,并且极端有害,因为违背了生命生存活动的自然规律。
  自然生态下的动物,不存在性与生殖,或性欲与生殖欲之分,也不存在追求与生殖繁育分离的性愉悦。只有以通过求偶获取性愉悦满足的生殖行为。动物完全不可能知道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与生育、抚养后代的后续历史使命。完整的生殖繁育是在受自然选择形成的遗传基因程序支配下,本能地承担起履行全部抚育后代的责任。因此动物的生殖行为虽表现为非理性地追求性愉悦的本能活动,但却不存在单纯追求不承担生育、抚养后代责任的性愉悦。
  从生命生存进化规律来看,自然选择无意识、无目的地形成的动物生殖本能,决定了动物完全可能在自然生态下,依靠具有遗传性的发情期约束和调控原,进行始生殖本能行为,通过性与生殖不可分离的生育繁衍世代交替,完成履行生命传承的历史使命。
  “食、色,性也!”没有强烈的食欲,动物不可能进行觅食以获取营养;不受强烈的性欲驱使,动物就不可能完成生命的繁衍和传承。因此动物在整个生存活动过程中,所有的欲望满足和愉悦感,都与躯体生理需求,与相应器官系统正常功能的进行和完成紧密联系,并完全保持一致。饥饿令动物产生食欲,食欲驱使动物觅食,进食时动物通过舌表味蕾获取美味的心理愉悦,饱食后的饱腹感也是一种心理愉悦。然而心理愉悦不是消化器官生理功能的目的,目的是从食物中获取营养。美味只是促使进食的激励因素,只有美味而无食物,口惠而实不至,没有食物的实惠,动物是不能生存的。并且饱餐后的动物,不会因追求美味的心理愉悦而继续非分进食,味道再美也不会。饱餐后的猛狮不会捕杀近处的羚羊,秋天的熊看似无限贪食,但是它能把吞下的食物都消化吸收,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供冬眠之需。同样是“食、色,性也!”不但动物的觅食不存在与躯体生理需求分离的非分食欲追求,而且动物也没有违反自然规律的性活动,不可能在非发情期追求无需承担生育、保护和哺育后代的性愉悦。
  在自然生态条件下,生存竞争激烈,生存难度很大,没有足够强烈的欲望驱动,动物就没有可能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因此动物的任何欲望都很强烈,但是再强烈也属于生存活动的需要,决不会超出生理需求,其中也包括受生殖本能欲望驱使的性欲冲动引发的求偶行为。
  绝大多数有性繁殖动物的物种都具有发情期,成年动物只在发情期有求偶行为;未成年动物不发情,没有求偶行为,发情期雄性也不会侵犯不可能发情的未成年雌性。非发情期时,成年动物不发情,没有求偶行为,因此动物不存在性与生殖分离的性行为。
  继承了高等古猿生物学性状的早期原始人类,在自然生态下仍然保持有发情期。与动物一样,早期原始人类不可能知道性行为与生殖繁衍之间的关系。出于由自然选择决定的本能,只在发情期才会出现求偶行为,男性也只与发情的成年女性交配。本能决定他们不侵犯不会发情的女童和未成年女性。只是在性的本能欲望驱使下追求性愉悦。性冲动促使他们在种群,或者说早期原始部落许可的范围内选择和争夺配偶, 在求偶活动中获得性愉悦。发情期结束,求偶活动也随即停止。从黑猩猩种群罕见亲子乱伦的事实,有理由推断存在发情期的早期原始人类也不乱伦,同样具有由自然选择形成的避免物种退化本能。发情期结束,早期原始男人不再追求性愉悦,求偶活动停止,具备怀孕条件的成年女性进入妊娠期。所有后续的生殖生理过程,包括分娩、哺乳、抚育、传授生存技能等都遵循由自然选择决定的生存本能顺序进行,他们基本上与古猿相似,全然不知道追逐配偶和获取性愉悦仅仅是生殖活动的开始,也没有随后会出现与性行为直接关联的妊娠、分娩、哺乳、抚育后代的意识,更无所谓对配偶和后代负责的自觉性。所有求偶生殖行为和后续的生育、抚养活动,都由生殖本能的天性决定。性与生殖不可能分离,不存在与性行为相关的是非善恶观念。因此早期原始人类只有性欲望和追求性愉悦的原始生殖本能意识,而性欲望的本质是生殖欲望。在自然生态下,“人欲”与“天理”完全一致,性欲追求与生命生存进化的自然规律是统一的,性欲望就是生殖欲望,并不存在合理的正当需求与非分“人欲”的区别。
失去发情期的人类生殖本能是非理性的,晚期原始人类如果不受性禁忌约束,现代人类如果不受传统性道德约束,不坚持性与生殖不可分离的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就会陷入淫乱,危害社会文明进步,伤害自身健康安全。人类与任何哺乳动物物种都处于平等地位,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对于一切生命是一视同仁的,对所有动物都是如此,人类也决不可能享有例外的恩赐。当今现代人类应该从万古性谜团的噩梦中苏醒,认识自身生殖本能的非理性本质,做一个自觉的现代文明人。
  
 “天人合一”,发情期消失与社会选择
——人类快速进化的社会生态环境选择压力
 
  原始人类发情期消失不是出于自然选择,而是社会选择机制。为此有必要深入阐明什么是社会选择,亦有助于深刻理解发情期消失的的社会选择进化机制。
  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失去了对于哺乳动物极为重要的生物学性状发情期。与古今存在于地球上的所有哺乳动物物种相比较,人类的生殖行为从那时起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变化。对当今人类来说,这就是发情期丝毫未留历史痕迹的悄然消失。发情期对于哺乳动物的生存进化既然如此重要,人类的发情期为什么会消失?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消失?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消失过程会是怎样的?最为重要的是没有发情期的人类是通过什么机制确保了生殖健康和生育安全,才得以平安生存下来的?
  完全有理由推测,人类确实是在进化过程中失去发情期的。从人类进化史上可以发现,与人类失去发情期的同一时间,同样的自然环境里,还同时生存着大量其它哺乳动物的物种,却没有一个物种失去发情期。这就表明人类发情期消失并非出于自然生态的环境因素。
  在人类进化的大约四百万年间,虽然出现过冰河期,但冰河期的气温和自然环境变化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不是激变,不会使大量物种突然灭亡,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某个物种产生大量基因突变。并且原始人类并没有单独处在一个激变的自然环境中,而是在同一生存环境中与其他哺乳动物物种并存的。
  总的来说,在人类进化的400万年期间,地球上的自然生态环境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在相对稳定的自然生态条件下,环境对于生物进化的选择压力是有限的。表现在与人类迅速进化的同时,生存于同样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其它哺乳动物物种,进化都很缓慢。其中最有可比性的则是灵长类动物的猴类和猿类,尤其是高级猿类,至今都仍然保持着发情期。这就表明,不仅仅是发情期的消失原因,更有人类整体,尤其是大脑的快速进化,都不是自然选择机制所能解释的,不属于由自然生态环境选择压力造成的进化现象,不能以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机制解释。不能解释就意味着,促使  人类进化的选择压力并非来自自然生态环境,而是存在着另外一种进化选择压力。
  在自然生态下,由自然选择形成的动物发情期,是约束和调动物控原始生殖本能的自然生态机制。在动物依赖被动适应自然环境,依靠季节性食物来源生存的生存条件下,由于偶尔有雌雄两性同时或先后可能怀孕的短时间内,发生因发情期基因突变的个体怀孕生育时,婴幼儿均可能因食物短缺,乳汁不足而夭折,父母突的变基因随着孩子的死亡一起消失。自然选择的自然淘汰原则,保持着发情期的稳定不变。但是当原始人类获取和储存食物的能力,增强到足于能使存活到下一食物丰富季节时,具有发情期突变基因的后代,就因符合自然选择的适者生存原则,被保存下来继续生育繁衍增多;与此同时,保持着原有固定发情期的基因则相应减少。在数万年到数十万年,乃至更长的期间,发情期基因突变的个体和后代,逐渐累积增多;保持原有固定发情期的居民和后代却随之相应减少;再加上一代代婚配的基因杂交重组,原始部落居民的发情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直到最后消失。发情期消失作为人类的体质进化,并非出于自然选择,而是社会选择。社会选择的进化环境选择压力,源自原始人类在变消极被动适应自然生态环境,为积极主动改变周边环境,在人祖古猿原有的自然生态社会基础上,以增强集体力量提高社会的组织性和合作能力,使采集狩猎,食物分配,居住环境等变得较为有序和较多社会化程度,以有利于提高部落的生存能力。此时,原始部落的自然生态社会性质开始向原始社会生态社会转化。这种转化是原始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意志行为,但他们并没有可能自觉认识到这一重要的社会转型。就这样,原始人类通过加强有组织的社会行为,创建了适应自身需要的社会生态环境。在社会生态环境形成的过程中,原始人必须遵守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和严格的行为规范,包括部落成员所必须共同履行的,涉及生存活动多个方面的行为准则和禁忌。例如密切社会人际交往所必须的规范化共同语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不规范到规范的极其缓慢创建发展过程。从四肢落地爬行,前后肢体分工不明确,到直立行走,手脚分工明确,双手灵巧得可以从事任何精细工作。采集、狩猎、捕鱼的技能,野果能否食用的鉴别,猎物和鱼类的识别和不同捕猎方法,集体行动的规则;食物禁忌,性禁忌。现代人之所以称这类行为规范为禁忌,原因是十分严格、严厉、严酷,甚至近乎残忍,尤其是性禁忌。而正是近乎残忍的严酷性禁忌,才促使人类的发情期最终消失。诸如此类由社会生态环境产生所有社会行为规范,形成了了进化环境选择压力,在数万年,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极为漫长的人类体质进化和社会文明进步历程中,这种社会生态环境下的进化选择压力,从不间断地持续增强、持久而又稳定,成为对加速人类进最起决定性作用的的因素。而在数亿年自然生态下动物的进化历史上则是亘古未有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出于同样原因,在人类进化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也不可能存在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与人类并存的哺乳动物依旧在微弱的自然生态环境进化选择压力下,极为缓慢地进化。如果自然生态环境中也存在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生态环境选择压力,动物也就可能向人类一样快速进化,但并未出现这样的客观事实。
  人祖古猿的生存本能行为,属于先天非条件反射范畴,植根于稳固的遗传基因,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自然选择机制缓慢形成的生存方式。同样,自然生态环境也不存在可能产生改变这种本能基因的进化选择压力。人类唯有依靠大脑皮层的功能,通过后天建立条件反射的机制来调节和控制,强行建立属于条件反射范畴的后天习得行为,以抑制原始本能的先天本能行为。而这就是用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养成部落居民的理性行为,约束造成社会无序状态的非理性行为。原始人类的雏形社会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萌生的。
  原始人类虽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社会行为规范,更不懂得其中的神经生理机制,但是他们确实曾经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才有了今天的现代人类。由于原始人类的种种社会行为规范通常十分严格和严厉,甚至看起来非常残酷,因此现代人称之为“禁忌”。原始人类的这种智慧来自进化中的大脑,而大脑又在人类创建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因种种社会行为规范产生的强大,持久,且又稳定的进化选择压力下,继续迅速进化。可见决定人类的大脑快速进化的机制是社会选择,而与自然选择并无直接关系。
  人类先祖高级古猿是营社会生活的物种,早期原始人类继承了这一生物学性状。随着大脑的发育进化,智力增高,原始人类从类似古猿的种群,到早期的原始部落,社会结构慢慢变得复杂,组织性逐渐增强,形成组织形式高于古猿社会的雏形文明社会。原始人类就不再生存于单纯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而开始生存于自己开创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是缓慢地出现在自然生态环境之中,并与之并存的。然而正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人类社会生态环境,最终决定了从猿到人的进化。
  原始人类生存环境中逐渐增多的社会生态因素,源自大脑进化产生的人类智慧。大脑越进化,智慧越高,部落的文明程度也相应提升。集体生活,集体采集,集体狩猎,部落成员之间的合作逐渐增多、增强,部落对成员的组织性要求随之增强,部落社会生存活动的有序化程度得以不断提高。其集中表现,则是部落成员必须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的形成、增多,并逐渐强化。“食、色,性也!”就生产力低下,仍然具有发情期的早期原始人类而言,在非发情期主要是为获取食物,而在发情期则是繁衍后代。食物和生殖两项生存活动,就成为最核心的生存要素,整个部落,整年整月,终日里都在忙碌着这两件为生存所必需的大事。因此早期的社会行为规范也主要与获取和分配食物,以及生殖行为秩序密切相关。
  大脑发育进化产生的智慧,使原始人类具备了逐渐增强的对外环境和对自身的观察和认识能力,增长了生存知识和生存技能,增进了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而促使知情意的整体心理能力发展越来越全面。智力水平的提高增强了人类的理性,促进了人类生存活动的组织化和有序化。原始人类继承的自然生态型猿类种群社会,随着日趋有序化的有组织生存活动,逐渐升华为人类的雏形社会生态型人类社会。社会生态型人类社会,属于人类特有的文明社会,其本质是为了保证整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生存,为此必须以理性的社会行为规范,约束社会成员非理性的原始本能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原始人类的生存活动,开始从被动地改变自身,以适应自然环境,向着主动地改造自然环境,以适应自身需要过渡,因而在自然生态环境中,创建了有别于猿猴 类属于自然生态种群社会的,独特的人类社会生态环境。
  原始人类建立社会生态环境的基础,在于确立生存活动的社会行为规范。采集和狩猎等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能,制造工具的样式和方法,人际交流从眼神和手势到语言发音的技巧,部落成员在部落社会中的级别地位,食物的分配,生殖活动或求偶婚配的限制,祈祷神灵,祭祀祖先……,部落的各种大小集体行动,都必须有共同遵守的统一行为规范。
  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原始人类的生存活动,是一个从自然生态下与古猿类似的被动适应环境为主的生存,向着社会生态下人类以主动改造环境为主的生存转变和过渡的过程。一个从自然生态低级有序化的猿类社会,向社会生态高级有序化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转折。从此,人类开始以大脑皮层功能的后天习得行为,调节控制皮层下中枢的先天本能行为;以理性行为约束非理性行为;以文明行为取代野蛮行为。“食、色,性也!”首当其冲的行为规范,便是对与食物和生殖这两种生命生存核心要素相关的原始本能行为,通过确立严格的社会行为行为规范,进行有效的社会约束。
原始社会所有社会行为规范的重中之重,应该是约束原始生殖本能行为的规范,这就是原始社会的性禁忌。因为关系着人类的生殖健康和生育安全,决定着人类的生存繁衍。如果不能确立严格的性禁忌,有效约束部落成员的原始生殖本能生物,原始人类的发情期就不可能消失,从猿到人的进化就必然半途而废,地球上也就永远不可能出现人类。
  任何生物,不论是动物,植物,抑或是微生物,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都是与天合一的。自称为“天之骄子”的人类也不能例外,在生物学上属于哺乳动物灵长目的人类同样是“天人合一”的生物物种。人类社会是人类营社会生活的生存活动组织结构形式。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的生物学性状,有如蚂蚁和蜜蜂营社会生活是昆虫的生物学性状一样。然而昆虫社会,不包括人类的哺乳动物社会,还有人类社会,虽然都属于各自的生物学性状,但是三者却存在质的差别。昆虫与人类以外的动物社会都属于自然生态型,决定其社会结构形式和功能的是由自然选择机制形成的遗传基因;而人类社会属于社会生态型,决定其社会结构形式和功能的是由社会选择机制形成的大脑皮层功能。无论自然选择机制,抑或社会选择机制,都是遵循自然规律的,社会选择绝对不等于人类主观意志。
  如果人类的婴儿落入狼群,为母狼收养哺乳,与狼为伍,在狼群社会环境里发育成长。就只能通过大脑皮层的后天学习机制,习得狼的生活习性,具有狼的生活习性和社会属性,并融入狼群而成为狼的社会成员。即使尚未成年就回到人类社会,也无法彻底消除狼的生活习性和社会属性,难于形成完整的人类生活习惯和社会属性,再也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正常成员。1920年10月在印度发现分别为大约2岁和8岁的两名女性狼孩就充分表明这种事实。与营昆虫社会生活或人类以外动物社会生活的动物物种截然不同,这了两类物种的后代如果自幼脱离原物种,在不受外界影响下,单独隔离养育到成虫或成年,稳定的遗传基因会使它们具有原物种的生活习性和社会属性,变迁基本上都会得到完整的保留。而人类则不然,要是人类的婴儿或幼儿被隔绝于人类社会之外,在孤独的密室中长大,一直到成年,他就不具有人类的生活习性和社会属性,成为一个没有语言,不明事理的低能白痴。即使回到人类社会,也永远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人类社会属性,也不具人类智慧,而仍然是一个低能白痴,再也无法融入人类社会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成员。19世纪初,欧洲巴登大公国因为宫廷争夺王位,生于1812年的王子卡斯巴·豪瑟尔出生后就被争夺者用其他婴儿换走,由一个寡言少语的忧郁女人抚养,四岁左右又被关进地下密室一人独处。到17岁时已经成为一个白痴,再也没有可能继承王位,才被放出。类似的例子也见于古今别的国家。
  对以上现象的分析表明,人类的祖先尽管是在自然生态下,由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形成的人祖古猿,然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终并不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下,经由自然选择机制进化成现代人类的。因为进化论的自然选择机制无法解释人类的社会属性,人类的大脑发育成熟和社会属性完全形成于降临人世以后,是后天在社会生态环境下学习的结果。如果自幼离开人类社会发育成长,成人后就只剩下一个徒有其名的人形外外壳,并无人类社会属性。要能解释这一现象,必须探索形成人类的进化机制。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随着原始部落出现有组织有分工,社会性较强的集体采集和狩猎,以及实行食物分配等积极主动的生存行为,原始人类的部落社会逐渐超越自然生态下的猿类种群社会。原始人类开始以集体力量的社会实践改造周围自然环境,使之适应真身的生存需要,变消极的被动生存为积极的主动生存,在大自然生态环境中,以部落为范围,逐渐创建和营造起一个个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雏形社会生态环境。从此,原始人类就在社会生态生态下生存,以自己的生存活动创造文化,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形成一种新的,有别于猿类自然生态生存模式的社会生态生存模式。由于人类是在生存过程中进化的,因此生存模式必然等同于进化模式,原始人类也就在社会文明进步过程中,同步发生体质进化。因为社会生态生存模式等同于社会生态进化模式,所以原始人类理所当然是在社会生态下,遵循社会生态模式进化,并最终并且在社会生态环境下,进化成为现代人类,因此人类的进化机制决不是自然选择,而是社会选择。
  雏形社会生态社会的形成,开始了人类以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环境和完善社会环境,使环境进一步适应自身的创造性生存。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不断进步和完善,社会功能也不断扩大和增强,人类生存能力进一步增强,相对稳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很少变化,所产生的进化选择压力,对动物的影响很小,动物的进化失去足够动力,进化极为缓慢,甚至近乎停滞状态。自然生态环境对于生存能力越来越强的原始人类,就更不足于产生影响。与此同时,社会生态环境却在原始人类改造环境的不懈努力下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生态环境对人类产生的进化选择压力变得越来越大。社会生态环境的迅速变化,对原始人类产生的进化选择压力强度也在继续不断地稳定增大,且时间持久而毫不停歇。这就发生了在同时生存于同一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其他动物进化极为缓慢的情况下,原始人类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进化的奇迹。
  这一过程就最后结束了原始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下,受自然选择机制支配,以改变自身躯体结构和生存行为的消极被动适应环境的进化模式。与此同时,开始了原始人类在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下,受社会选择机制支配,以使自身躯体结构和生存行为,发生有利于增强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能力的社会生态生存模式有着决定性关系,并且可以认为是直接原因。
  原始人类并非始终在自然生态下,继续受自然选择机制支配向前进化,而是在日趋完善的社会生态下,受社会选择机制支配才最终进化为现代人类。因为人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不同于动物,不决定于遗传基因,不属于先天本能。人类婴儿必须在人类社会中发育成长,才能具有人类的社会属性,才能融入人类社会生活,成为人类社会的成员。
  因为社会生态是按照人类意识建立的,人类怎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进化?“天人合一”,创建了社会生态的人类,并不是,也完全没有可能脱离大自然,更不可能违背自然发展规律。但是随着原始人类积极改造自然环境,使环境适应自身需要的主动生存能力越来越增强,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所能产生的选择压力已经不足于成为人类的进化因素。原始人类不再受到自然环境中进化选择压力的影响,不会被动地受自然环境选择压力的左右,因而逐渐脱离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与此同时,人类创建的社会生态环境日臻完善,逐渐形成日趋增大的进化选择压力,从而成为原始人类继续进化的新动力。这一发展趋势是符合生物进化的自然规律的。早从脊椎动物的鱼类开始,端脑已经开始大脑的萌发,有了建立条件反射的生理机制,因而具备了动物最初的后天学习能力。在此基础上,先是爬行类动物,随后是哺乳类动物的大脑渐次进化,具有比鱼类精确和复杂的建立条件反射能力。尤其是哺乳动物,随着大脑的进化,较为高级的哺乳动物种群,开始出现营社会生活的趋势。尤其是形成猴类和猿类两个大脑新皮层发育较为充分物种,由于建立条件反射的能力大为增强,学习能力相应提高,具有相当高的智慧,后天习得行为复杂而又丰富,甚至能使用某些天然物件作为工具,因而被称为灵长类动物。智慧属于大脑皮层建立条件反射功能的范畴,灵长类动物的这一特征尤其显著。智慧的提高,使灵长类动物的种群社会到自然生态社会的最高水平。智慧是知情意的心理综合能力。人类是后天大脑皮层发育延续时间最长,智慧程度最高的物种。与此相应,人类的社会性也最高。
  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究竟有多么强大?对人类的进化究竟有多么重要?究竟是否有能证明其确实存在的客观理由和事实依据?为此,可以对人类与人类有着共同祖先的近亲高级猿类作一比较,经过400多万年时间的分道扬镳,它们在解剖结构形态和行为方式上变化很少,基本上还保持原貌,而人类则今非昔比,已经出现惊人变化。两者之间的解剖结构形态和行为方式有多少差别,人类就曾经受过多少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因为在这400万年间,与人类同期生存于同一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所有其他哺乳动物,包括高级猿类,没有一个物种出现过如此迅速和重大的进化。这一事实表明,在此期间,自然生态环境不存在可能引起人类发生这种进化的环境选择压力。实际上,自然生态环境永远也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几乎是定向进化的选择压力。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只有人类自己创建的社会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产生这样强大而又持久的进化选择压力,而正是这一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促使原始人类以史无前例的极块速度进化成为现代人。
  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由来已久。从猿到人,早在人祖古猿向早期原始人类进化过渡阶段,古猿的自然生态型种群社会,也同时开始向原始人类的社会生态型部落社会过渡,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也就随即形成。并且在在整个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来源众多,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密集而又持久,这便是变原始人类先天非理性原始本能行为,为后天习得理性文明行为,为人类社会进一步有序化,所必须的社会行为规范。有形和无形的,能意识到和尚未意识到的,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无处不存在,无时不在起着作用。
  从外貌近似古猿尚无人形的早期原始人,迫于集体生存活动需要而开始创造语言,而不是当今幼儿咿呀学语的时候起,必须改变“猿声音啼不住”的原始本能行为,把猿啼、嘶吼、咆哮,变为有多种声调和音节,以不同声调和音节表示不同含义,还得让他人听懂,从无到有,从少量到大量,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定型到开始初步定型,到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语言,不耗时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是难于实现的,其困难程度之高,现代人恐怕难于想象。这是一种非常长时间的集体社会实践试误过程。在此期间会形成多么强大而又持久的社会生态环境进化选择压力?正是这样的选择压力在促使人类的发声器官,从只能啼鸣嘶吼的猿类简单发声喉头,进化为能言善语,歌声动人的人类复杂语言器官。只有人类的社会生态环境才有可能形成这样的进化选择压力,而自然生态环境绝对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
  与创造语言同时,人类的社会性生存活动,使得躯体的驱干和四肢,像发声器官因创造语言而由古猿简单的喉头进化为人类复杂的语言器官一样。人类因集体生产和劳作,促使前后肢解剖结构形态差别不大,分工不很明确,都能抓握枝干上树,握取食物;前后肢可以同时并用,下地爬行,偶尔用后肢行走的人祖古猿前后四肢,进化为人类上下肢解剖结构形态截然不同,分工明确,双手可以抓握,取物,握拳,从事各种复杂精细工作的灵巧双手;下肢进化为专用于行走、奔跑的双脚。完成这一进化,同样需要耗时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否则是难于实现的。
   “心”是中国古代的对大脑的特定称谓。“言为心声”,“心灵手巧”,语言器官和双手解剖结构的完美进化,语言能力和双手功能的成功形成,标志着大脑思维功能与流畅的语言和灵巧的双手能力同时完善进化。语言能力和双手动能的进化,直接表达了大脑的进化,两者既是大脑智慧功能的产物,也与大脑同时进化,并且两者所发挥的功能还继续在促进大脑进化。
  在原始人类创建语言以前,没有抽象思维工具,难于进行抽象思维,基本上只能进行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以实物形态在大脑中的映像作为思维工具,思维简单,速度缓慢,范围狭窄,内容很少,无法进行复杂思维。大脑的思维功能因此难于增强,进化受到极大限制,这就是生存于自然生态环境下的其他灵长类动物猿猴的大脑,进化速度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这也表明在自然生态环境中,不可能存在促使动物大脑以人类速度进化的环境选择压力,自然选择不是人类大脑的进化机制。只有人类自己创建的社会生态环境,才能产生促使人类大脑极为神速地进化的社会生态环境选择压力,因而决定人类大脑进化的是社会选择机制。
  人类的社会生态环境和社会生存模式,促使人类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语言一旦诞生,即刻成为人类大脑的抽象思维工具,从此大脑有了无以伦比的思维利器。抽象思维速度极为迅速,范围无限广阔,内容无限丰富,极有利于进行最复杂思维。人类创造的语言,又创造了人类大脑的抽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智慧水平,无限扩大了人类的思维空间,给予人类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想象力,激发出人类永无休止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从而极大地推动和加快了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急剧变化,促使社会生态环境形成强大的进化选择压力,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大脑的进化速度。从语言成为思维工具的时候开始,人类大脑在人类创建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进入了由活跃的创新思维与迅速进化的大脑进化,共同形成的最佳良性循环。人类大脑从此一日千里,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继续进化,一直延续到如今。
  社会生态下,在数十万年,甚至百万年以上的漫长时间里,原始人类每天都必须用不适于语言的猿类喉头创造和学习语言发发音,进行人际交往;用不适于劳作的前肢制作和使用原始工具,共同劳动。由此形成的强大、恒定、持久,并且还继续随着原始人类语言和劳动技能日趋复杂而继续增强的进化选择压力,作为人类进化机制的社会选择,都是自然生态环境所不可能出现和存在的。因此人类大脑躯体和大脑的迅速进化机制,是社会选择,而不是自然选择。
  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当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已经促使人类的语言器官完成进化,能够流畅说话,用语言正确表达大脑的思维时;还有当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已经促使人类直立起来,能够抬头挺胸用双脚直立行走,双手能灵活自如地制作工具,操作工具,用双手进行任何可能从事的复杂劳作时。语言器官与躯干和四肢的进化就逐渐停滞。因为已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在社会生态下的生存需要,社会生态环境已经不再对语言器官与人类的躯干和四肢形成进化选择压力。从此仍然不断地向上进化的,唯有智力还在继续增长的人类大脑。
  在集体采摘和狩猎的早期原始部落居民,由于个体力量单薄,难于独立生存。原始先民继承人祖古猿群居营社会生活的生物学性状,但是部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已经开始出现变革。部落居民的生产劳动是有组织的集体社会行为。基本上仍然属于自然生态型的早期原始部落社会,其社会结构和组织性已经开始高于古猿类的种群社会,出现人类的社会生态环境雏形。原始人类为了有利于增进生产劳动效益,必须以严格的社会规范提高部落居民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否则就难于改变原始人类继承自人祖古猿遗传基因的本能行为:自由散漫,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生活懒散,贪图安逸,好逸恶劳,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得过且过,行为乖舛,为所欲为。如果没有社会行为规范改变先天本能行为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原始人类就没有可能顺利从事集体生产劳动,无法转变被动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劣生存状态,更没有可能进行主动改造自然环境,使环境适应人类自身生存需要的创造性劳动。
  原始人类在采摘野果,收集种子,狩猎打渔,经受着被动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艰难困苦生活时,经常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力御寒,饥寒交迫的忧患之中。于是部落中个别智慧的先知先觉精英,在长期采集野果、和野禾本 住种子的过程中,观察到前者春华秋实,后者春生夏长,秋季成熟的现象,自发萌生朦胧的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以适应自身生存需要的变革意识。开始在部落近处的土地上,栽种果树或播种禾谷种子,尝试最初的原始农耕;或者把生擒的幼山羊幼野猪在家豢养,开始尝试驯养家畜。这种前无古人,没有先例,也不可能有经验可借鉴,毫无农业知识,在忧患中艰苦创业的先民,最初的尝试会遭遇频繁挫折和失败是可想而知的,尝试最终失败的可能性有可能高达百分之百。多数尝试者会在失败后知难而退,部分人可能在再而三的尝试失败后放弃。尽管开创者中不乏勇敢坚毅,百折不回的坚持者,但当屡屡失败,甚至在终身不懈的努力下,最后仍告失败时,后代也难于再继续尝试。畜牧创业的困难可能多少好些,但多数人的失败仍在所难免。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最终总会有成功者。成功者中虽然难免存在侥幸者,但是真正的成功者必定属于勇于汲取失败教训,善于总结一点一滴细小成功经验,具有坚强毅力,富有智慧的精英人物。从开始尝试,经受无数次失败,直到最后成功。这样的精英人物存在于无数鯳部落之中。教民农耕的神农氏,绝不可能是依靠一己之力,获得所有耕种知识的神仙式人物,而是神话想象中的癌变。
  当尝试者有所成功,有所收获时,看得见的利益,很快便转化为绝大多数原始部落居民的共同意愿和自觉学习行为。可是远古原始社会,部落分散、交通隔绝,自发的农耕畜牧创业和无组织的交流传播都极为不容易,部落间的学习、普及就更难。这一曾先后发生在无数原始部落中的农耕创业,加上艰难的普及过程,又需要多少原始先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耗费多少万年的心血和精力? “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心血”指的都是智慧,这意味着农耕创业对于大脑的进化又会形成多大社会生态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加速人类大脑的进化?
  好奇本能激起无穷无尽的探索欲,趋利本能则引发得寸进尺的利欲,欲海难填形成人类积极进取和无限创新的精神。人类的社会生态环境继续在呈加速度的剧变过程之中,承受着社会生态环境进化选择压力越来越强的大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不断进化。
  在人类创建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形成的进化选择压力,作为人类进化的新动力,必然促使人类的躯体结构,尤其是大脑发生快速进化。与脊椎动物鱼类的4亿年,或者哺乳动物的2亿6千万年进化史相比较,人类的400万年显然成了转眼的一瞬间。生命进化史上亘古未有的飞速变化,是人类在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社会变革实践的试误过程中,经历难于计数的失败和成功,汲取了失败教训,积累了成功经验,才得以产生的。每当社会变革失败,就为社会选择淘汰,人类便遇到挫折、遭受失败,社会发展就停顿不全,甚至倒退,这时肯定违背了自然规律;而当社会变革实践正确,人类就进展顺利、取得成功,社会发展就一帆风顺,步伐加快,此时肯定顺应了自然规律。因为正是自然规律无时无刻不在对人类社会实践进行社会选择筛选,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由此可见,“天人合一”是社会选择进化机制的自然规律基础。如果人类的社会实践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就一定经得住历史变革和时代发展的考验,例如人类的传统性道德。
  社会生态环境尽管是按人类意志行为创建的意识产物,然而符合“天人合一”原理。社会生态下的社会选择作为人类进化机制,与自然生态下的自然选择作为动物进化机制一样,是由自然规律形成的。人类并么有可能凭自己的意愿进化,而是作为人类的主观意愿在社会实践的无数次反复试误过程中,通过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选择筛选结果。两者同样都是“适者生存”,只不过一个是“自然淘汰”,一个是“社会淘汰”而已。(朱琪《基因的觉醒——广义进化论》待发表著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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